来欧洲旅行的日本年轻作家听说了此事，觉得是绝佳的恐怖小说素材，大意是“在柏林的废墟下面，有两个本该互相仇视的人，死前被迫面对面听对方呼吸”。

小说出版后颇为畅销，不久后还被改编成电影。布景里，那间地下室和后来人发现的一样，有一个水龙头，一条锈蚀水管，还有一盏应急灯。

再后来，一位慕尼黑的作家也以此为灵感，创作了一部名为《水慢慢地上来》的恐怖小说。开篇第一句便是：“他们被囚禁在一条无人知晓的船底。船不在海上，也不在岸边。水，从墙里长出来。”

书风靡欧洲，即便所有人都言之凿凿：那故事纯属虚构。

君舍是在日内瓦湖畔听说这些事的。舒伦堡将那两本小说放在他的手边。他随手拿起，翻了几页，嘴角掠过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。

合上书，他抬眼远眺被晚霞烧红的雪巅，像自言自语，又像对蹲在窗台舔爪子的金色老猫说话：

“鳄鱼终归要回鳄鱼的泥里去，而泥和水，本来就是一样的东西。”

没想到，还真成了一出戏。

窗外正下着雨，水从屋檐流下来，打在石阶上，啪嗒啪嗒，像很远的地方，一扇门从里面被慢慢拍响。

大岛浩终究没抵达瑞士，他的车队在距边境几十公里处，被树木和炸塌的桥面所阻，折返途中，遭遇了苏军先头部队。

被俘获时，仍穿着那套黑色晨礼服，领结歪了，手里攥着一只没点的雪茄。

后来，他出现在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，假牙被拿走了，脸比枯死的绿萝还干，最终，他以一票之差逃脱死刑，被判终身监禁。又在十五年之后，终老家乡名古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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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开上柏林的路时，天“亮”了——并非太阳出来了，而是火光把云层烤成了暗红色。

公路两旁是断树和翻倒的电线杆，柏油路被炸得坑坑洼洼，约翰将车速压在四十到五十之间，每一次车身碾过碎石，后座都会传来极轻极轻的一声惊呼。

夫人还睡着，是那位产科医生。

他一手紧抓着把手，另一手压着皮箱，脸色白得像车厢里第一个需要被抢救的人。

苏军的前锋已经过了施普雷河，火炮开始往城南延伸射程。远处的房屋一栋接一栋坍塌，烟尘像大雾般漫过来。

出城的主干道被一辆翻倒的虎式堵住了，约翰低低骂了一句，车子拐进一条沿铁路延伸的旧货运通道。

这条路他认识，在来柏林之前，他研究过每一张能派上用场的地图，只要能过，就能接上南边通往开姆尼茨的公路。

刚把车开进去，前面突然冲出几个穿国防军旧大衣的身影，他们想抢车，像饿极了的人看见一块肉。

约翰打了把方向盘，后面的吉普瞬间冲了上来，两名突击队员从车斗里跃下，枪托砸在领头的德国兵肩膀上。

那人的步枪飞出去，剩下的人退了几步，用浓重的萨克森口音嚷着什么，又像在骂，又像在哭。

两名突击队员站在道路中央，冲锋枪枪口朝下，他们只目送那几个身影消失在废墟里。

军纪早已荡然无存，帝国正在分解成无数碎片，每一片都在进行着垂死挣扎。

此刻，克莱恩的命令，或许就是这座城市里还唯一被有序执行的东西。

这是警卫旗队师在柏林城里打的最后一场战役。唯一目标：护送这辆黑色梅赛德斯里的女人，从战争的指缝间滑出去。

路上，他们遇到了躲在路障后，朝所有西行车辆开枪的十二三岁娃娃兵；遇到了扛着反坦克火箭筒的冲锋队员，把任何敢在夜间开灯的车都当成逃兵。

前后两辆吉普，机枪稳稳架在车斗里，枪口警惕地扫着两侧。

更远处的国会大厦方向，浓烟如黑色巨柱插进云层，就在那根烟柱里，隐约有什么在飘动。

约翰没有看清楚。

他只是在很久以后，从一家小酒馆里，听微醺的美军中尉提起：那天下午，苏联的红旗终于插上了第三帝国权力中枢的屋顶。

途经一个高炮阵地时，几个士兵正手忙脚乱把一面白床单绑在树枝上。

临近郊外的某段公路，车队又撞上了美军侦察队。

两辆吉普加一辆半履带车，美军中尉透过望远镜盯着他们，车身上，星条旗的颜色在雾里很艳。

那军官抬起胳膊，做了“停”的手势。

约翰只把油门踩下去，车身一沉，从前方不到两百米处急驰而过。

后视镜里，那张半履带车追了一阵，重机枪转了半圈却终究没开火。

柏林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，美军不会为一个出逃的车队投入过多精力，约翰一直开到美军视野之外，才把车速压下来，手心全是汗。

就在这时，后视镜里，蓝色毯子动了一下。

夫人醒了。

俞琬是被颠醒的，意识像被撕成一片一片，又慢慢拼回来，眼皮很沉，她花了好大力气才睁开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