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，大使馆张灯结彩，红绸从二楼阳台一路垂到街面，门口红纸金粉写就着“光复胜利”。

她穿了条很宽的红裙子，和婶婶站在人群后面。

宴会厅里熙熙攘攘，有从洛桑来的留学生，有伯尔尼来的绸缎商人，有老华工，还有一两个混血孩子跑来跑去，鞭炮劈劈啪啪。

不知谁起的头，大家开始唱《松花江上》，唱到“九一八，九一八”时，有人哽咽着，再唱不上去。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华侨抱在一起，像要把从九一八压下来的债全哭出来。

刘大使站在台阶上，声音被欢呼托得更高：“我们赢了，我们终于赢了！”

很多人来和女孩说话，问她孩子几个月了，说这孩子真会挑时候，有个北平来的伯伯抓着她的手，反反复复在说“你父亲在天有灵”。

她浅浅笑着，一一应着。

刘大使认得她，穿过人群走过来，让人端了把椅子放在窗边：“坐着看，别累着。”

没过多久，国际劳工组织的唐副总干事也过来了，俞琬也是后来才知道，二十多年前参加巴黎和会的时候，他和父亲就认识了。

那时父亲还是少壮派的军人代表，唐叔叔还只是随员，两人在凡尔赛宫的走廊上为一个条款吵过整夜，未曾想，不打不相识，后来倒成了知交。

他握住她的手，又立刻松开，像怕自己太激动伤着她。

“俞将军的这位女儿，比我们这帮人更该坐主桌。”

女孩从未和别人提过自己之前的事，可他们似乎都已从温兆祥口中知晓了大概，包括她在巴黎，在柏林的那一段。

唐廷培把她叫到侧厅，高脚杯往窗台一搁，省掉了所有的场面话。

“你先生的事，我在前些天，问到了。“

原来，上星期国际劳工组织与盟军几位高级代表在洛桑会晤，商谈战后欧洲战俘遣返与劳工安置事宜。午餐会间隙，一位英军元帅两杯威士忌下肚，不经意间露了口风。

“他在英国人的特殊战俘营里，条件据说…不差，有书看，有医生，就是名字不往外报，报到外面，容易出乱子。”

唐叔叔告诉她，盟军这几月一直将这消息秘而不宣，只因他们还没决定怎么处置他。

他太有名，身份太特殊，武装党卫军少将，希姆莱的前副官，阿纳姆的英雄，又在东线打过硬仗，他这样的军官，在普通战俘营里太危险，会让那些还满脑子“帝国”的人重新找到一块碑。

把他放出去更绝无可能，苏联人已经把克莱恩列在名单上，点名要引渡，盟军若公开他的位置，不要说舆论，光是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扯皮，就能把他活活撕成两半。

“所以只能先藏。”等风声过去，等人们对战争的恨慢慢凉下来，再决定怎么处置。

“那为什么…现在又愿意透露了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几乎被外面的烟花声盖过去。

唐廷培的视线幽幽投向外间的火树银花。

“西方最近…在重新评估一批‘有利用价值的德国军官’。对他们来说，莫斯科那边的新账，现在比德国的旧账更让他们头疼。”

俞琬听到这里，手里瓷杯握得更紧了，菊花茶已经凉了，可掌心是热的。

她大约听明白了，克莱恩不在任何一张公开的名单上，估计…是那些人还没想好要把他当作战犯、筹码，还是能重新上膛的旧枪。

正恍然间，肚子被小家伙很重地踹了一脚，像要把这几个月一直悬在心口的东西，一下子踢回实处去。

她下意识地把手覆上去，眼眶倏地热了。

眼见着女孩的泪珠滚落到下颌，又被慌忙抹了去，唐廷培叹了口气，轻轻拍了拍她肩膀。

“下个月，我们会有人去那边做中立访问，我会给你带一个准信。别太急，他还活着。”

他又重复了一遍，“活着。”

女孩用力点头，轻声道谢，回到座位时，抓起盘子里的半块桂花糕慢慢放进嘴里。

他还活着，在英国，在那个以雨和雾闻名的国家，有书看，有医生，至少，比匈牙利的泥地好，比巴伐利亚的密林好，也比柏林烧着的街道好。

窗外，人们正唱着“万里长城万里长”，她坐在灯光里，缓缓闭上眼睛，唇角牵着，把舌尖这一丝丝的甜咽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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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格兰的雾和柏林不同。

柏林的雾是从施普雷河上浮起来的，混着煤烟和松脂味，而这里的雾，是从草地和石楠荒原深处渗出来的，裹着湿漉漉的潮气。

克莱恩已经开始习惯了这种雾。

他所在的地方，是约克郡乡间一处老庄园，乔治王时代的石砌的宅子，从前是棉纺厂主的夏宅。

如今花园里搭了铁丝网，喷泉干了，草坪上停着几辆吉普。军官们被关在主楼，普通士兵在配楼和马厩。哥特式窄窗上缠着铁丝，能望见远处雾霭中的山毛榉林。

押送他的英军中士只含糊地说，这里是“特殊安置